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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室里更安静了,有人低下头,有人屏住了呼吸。

赵德明的身子晃了一下,两只手攥得更紧了,指节发白。

刘平继续说:“王建国同志,二十一岁,插队三年,表现一直很好。

去年和今年,两次报名工农兵大学,两次被刷下来。

今年给他的理由是——表现不够好,群众评议不过关。”

他拿起桌上那几页纸,抖了一下,“可公安调查的结果是,今年拿到推荐名额的那个人,是你们公社副主任钱有粮的侄子。”

他的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,一颗一颗钉在桌面上。

“钱有粮的侄子,插队不到一年,没下过几天地,凭什么拿到这个名额?”

刘平的目光直直地落在赵德明身上,“赵主任,你说说。”

赵德明的脸一下子白了。

他张了张嘴,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:

“刘书记,这个事……我不知道。

名额的事是钱有粮管的,我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?”

刘平打断他,“你是公社主任,你不知道?钱有粮的侄子拿了名额,王建国被刷下来,你不知道?

王建国去找你们反映,你们不理,你不知道?

他死在县政府门口,你也不知道?”

赵德明张着嘴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

他低下头,肩膀塌下去,整个人缩在椅子里,像一团被揉皱的纸。
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,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。

孙逸把手里的烟放下,站了起来。

他说话不像刘平那样急,慢,一个字一个字地说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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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赵主任,我不是要追究你一个人。

王建国同志死了,这是事实。他为什么死?是因为他觉得没有活路了。

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,在农村干了三年,起早贪黑,吃苦受累,就想上个大学,学点本事,将来有口饭吃。

可他的名额被别人顶了,他去找你们反映,没人理他。

他写信,写了没人看。他走投无路,就死了。”

他停了一下,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:“这样的事情,是不是只有红旗公社有?

在座的各位,你们那里,有没有这样的问题?

工农兵名额的推荐,是不是公平?有没有人打招呼?

有没有人递条子?有没有人用名额送人情、做交易?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有人低下头,有人看着桌面,有人把手里的笔记本翻来翻去。

角落里,有个公社主任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,放下又端起来,茶洒了一桌子,他也没注意。

刘平重新坐下,声音缓和了一些,但还是沉得很:“昨天我和孙县长去了红星大队。

也了解了情况,王建国他爹瘫痪在床好几年了,他娘眼睛看不见,家里就靠他。

他走了,这个家就散了。”

他拿起桌上那几张纸,又放下,“他留下的那封信,我看了。

字写得工工整整的,一笔一划都很认真。

他写了他这三年的事,写了想上大学的想法,写了被刷下来的经过。

最后他写,他走了,对不起爹娘,但他实在没办法了。”

会议室里有人的眼眶红了。

坐在角落里的妇联主任用手帕擦了擦眼睛。

赵德明低着头,肩膀在抖。